普通玻璃与钢化玻璃一样吗

当庭判决就不同，政府权力人士还没有批示，法院已经宣布了，找也没有用，就会干脆不来干预。

长期以来，人们对古代法律和社会所持有的无讼甚至是贱讼的印象。整套规则的设计与运作完全是为了解决社会生活中出现的实际问题，法律来源于实践，最终也是为社会生活而服务的。

对一种误解的拨正在许多人的印象中，古代中国是一个不太讲求法制的社会，除非发生了人命大案非要动用刑法，普通的生活纠纷、田宅细事人们不会去衙门告状，也不会考虑用诉讼的方式解决问题。难道法律真的那么可怕吗？对于市井布衣的家长里短，法律真就那么高不可攀吗？事实上面对各种民事纠纷，古代人有很多处理方式，历史流传下来的许多地方档案和基层衙门的诉讼记录，为我们勾勒出千百年前中国的平民百姓处理日常纠纷的原貌。也不是说法律平日里就威严残酷、高高在上令普通百姓望而却步。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作为整个民族文化整体的有机组成部分，具有自己的理念设计、价值判断，也有相应的制度章程、操作规则。其次，即便争议的双方当事人选择族长说和、行会协调或者私下和解等表面上看来非法律的方式来解决问题，法律仍然对问题的处理进行着潜移默化的影响，最终争端的化解依然是依法进行的。

以今揣古，厚西薄中，恐怕有失公允。面对乡土社会内部数量庞大的田地争端、亲属纠葛或者小额的债权债务纠纷，中国传统法律所采取的态度是务实而开明的，甚至是温情脉脉的。那些老男人，五十多岁呀。

我就是不能接受，把我的女儿当成了卖淫的，她那样小，她被打，她甚至给嫖客跪下求他们，但是嫖客说，他们付了钱了，他们也没有办法。中国在92年加入了国际公约，承诺保护未成年人不受性侵犯和性虐待。请教一些法律专家，97年的时候，为何会把嫖宿幼女罪，从强奸罪里面单独分离出来，原来当年发生了几起未满十四周岁的女孩卖淫的案件，于是，有专家提出，需要单独列罪，目的是更好的打击这样的行为，保护幼女，毕竟嫖宿幼女罪的起刑点是五年，而强奸罪是三年。所不同的只在于，奸淫十四岁以下的幼女所获得的刑法，和奸淫十四岁以上，十六岁以下的未成年少女的罪罚年限不同。

坐在我面前的是一个四十开外的男子，矮小黝黑，刚刚站了一晚的火车，从东北来到了北京，为的是接受我们的这个访问。只是，十五年过去了，案件发生的频率并没有这个新罪名的出现而减少，反而在增加，毕竟嫖客这样的身份，不像强奸犯那样的震慑人心，尤其对于有头有脸的人来说，如果找未成年少女买春，意味着自己就是强奸犯，再胆大包天，也需要三思而后行。

97年，在嫖宿幼女罪还没有单独成为一个罪名之前，这宗案件非常的简单：不管少女是否自愿，不管买春的男子是否知道对方的年纪，不管买春的男子是否付了钱，他们都是强奸犯。当时，他不知道女儿在哪里，直到警察找女儿录完口供之后，才知道，女儿被禁锢了十八天，被迫卖淫。他讲述他在十八天后看到女儿的样子：袒胸露臂，化着浓妆，还穿着一双在他看来鞋跟高得离谱的奇奇怪怪的鞋子。嫖宿幼女罪之所以引起争议，那是因为，只要站在那些当事人的父母的角度想一想，有谁愿意自己的孩子头上，挂上一个卖淫女的头衔？而且，这个罪名本身，不是很矛盾？难道那些自愿卖淫的未成年少女，她们就和别的同龄女孩不同，她们就具备了性自主能力了？难道因为她们是社会眼中的不良少女，因为她们品行不端，她们就不配和其她同龄人一样，得到法律的保护? 进入专题： 嫖宿幼女罪 。

母亲流着眼泪告诉我们，女儿回不去学校了，因为老师告诉同学，不要和她接近，因为她是一个小骚，一个卖淫女。之所以要立法保护未成年人，这是因为不管男女，在性问题上，不管是生理还是心理，都还没有发育成长到具备自主能力的时候。而现在，根据嫖宿幼女罪，最高刑罚十五年，而这个案件中，四名案发时满了十四周岁，但是十六岁以下的少女，她们根本成为不了原告，只能按照嫖娼罪来处罚，于是那些嫖客，只不过是嫖客，接受行政处罚而已。母亲拿出写给当地市政府官员的上访信，愤愤不平。

他说，他的女儿在去年九月份的时候，被相熟的人诱骗，离家出走了十八天。而在97年之前，奸淫多名幼女的，不管是否采用了暴力，不管是否对方自愿，最高都可以被判处无期徒刑甚至死刑。

母亲带了一本女儿的相册，是她在十三岁生日的时候拍的写真集，虽然化了妆，穿着成人的服装，但是依然可以看到脸上的稚气，不管怎样，就是一个还没有成年的孩子。我们的访问中断了很多次，因为这名父亲，好几次哭的说不下去了。

也许，对于这名父亲来说，面对媒体，是他为自己的女儿寻求公正的最后一个希望。他是接到警察的电话，才知道女儿在哪里的。我的女儿就这样被毁掉了呀。和他一起站了一夜火车来的，还有一位母亲，她的女儿和这位父亲的女儿有着完全一样的遭遇。身为一个母亲，我可以感受到他此刻的心情，他的眼泪，有对女儿所遭受的一切的痛惜，也有作为一名父亲的深深自责当企业和权力脱钩之后，当企业面临竞争压力之后，当垄断被市场取代之后，权钱交易和腐败行为都会大大减少，监督的成本也会大大降低。

从受贿746万元的中移动原党组书记张春江，到受贿859万元、1000余万元财产来源不明的中石油黑龙江销售分公司原总经理王贤泸，以及受贿近2亿元的中石化原董事长陈同海，不胜枚举，步步惊心。自己人监督自己人总不会太奏效，正如左手监督右手一样。

这是荒诞剧《等待戈多》。众所周知，国企领导干部的腐败长期以来一直是个重灾区。

既然是国企，既然是所谓的国有——全民所有，就应该向全体民众公开，而不是只向一部分人公开。比如，国企的领导们依然有行政级别，遴选的方式依然是政府任命，国企在银行信贷、财政补贴等方面获得特权性扶植等，国企领导们也主要对掌握自己命运的官员负责。

国企领导们一方面大权独揽，另一方面又掌握着巨额财富，一不小心就会滑入权钱交易的泥淖，要求他们公开财产对于约束他们的腐败行为不可或缺。山西的做法开了个好头——此前重庆也下发通知要求国企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收入、房产等情况。两个流浪汉，在一条乡村道路旁，等待一个他们不认识甚至一无所知的人。在一定程度上讲，将他们的财富晒在阳光下，其不轨行为可能会有所收敛。

其实，绝大部分的国企都可以交给私人所有和经营，因为它们提供的产品并不是真正的公共物品，不存在搭便车的问题，无论是石油、电信，还是银行、电力，私人不仅有动力经营，而且还会经营得更好。如果政府切实希望有效减少贪污腐败，就应加快推动财产公开。

尽管这样的组织有着企业的外表，但内在运作却是行政化和官僚化的。在漫长的等待中，他们讨论许多荒谬的话题，诸如各种自杀的可能性，但最终他们并未见到等待的人。

即使对于所谓的地方国企，至少也应当向当地的民众公开。这些国企领导们为何能量如此之大？因为他们既掌握着权，又掌握着钱，具有用权生钱、用钱获权的得天独厚之优势。

不少国企领导用他们精心编织的政商网络和倾力缔造的财富帝国，为自己谋取巨额利益，将国有资产化为己有，或者大肆收受贿赂、侵占私财。但是，山西的措施依然进步有限——因为它只要求国企领导们的财产向职工公开。经验表明，内部监督不如外部监督，内部公开不如外部公开。在现实生活中，也有许多等待，譬如官员财产公开，年年在喊，月月在盼，但就是只见雷声，不见下雨。

这虽然只是跬步，也似乎让人们看到了一缕曙光，被认为是财产公开的一个好苗头。进入 王建勋 的专栏 进入专题： 财产公开 。

那些不想让自己的财产公之于众的人，完全可以选择非公务员职务、不进入依赖财政运转的单位，一旦选择就必须接受民众的监督，必须接受阳光的照射。应当指出的是，要求国企领导们公开财产只是走向财产公开的第一步，无疑，所有的官员以及依赖纳税人过活的人员都有义务公开自己的财产。

更加重要的是，只向本单位职工公开的做法，可能会使公开的效果大打折扣，因为一方面，职工与本国企的领导们有着共同的利益——比如都享受着优厚的福利。事实证明，这不过是一场徒劳无功、令人绝望的漫长等待。